吴可佳:如果有机会与一位中国古代画家对饮,您会选择哪一位呢?八大山人?石涛?

要说最特殊的,得算关于军事的那个展厅,那是大都会博物馆三个部门合作的结果。展厅居中的是清佚名的《乾隆头等侍卫占音保像》,此人是新疆战役中的一位英雄。这张画很有意思,他的脸是西方画法,但脖子和衣领处有一个空白,没被画过。说明一位画家画了脸,其他人画了服饰兵器,手也画得不如脸那么好,所以,可能是专业画家画了脸,非专业的画家画了其他部分。这批画总共有一百张,都是在同一年里画的,所以可能是很多画家的集体创作,曾在紫光阁陈列过。八国联军时,这批画被拿走。在紫光阁的是德国士兵,所以,这批画有不少去了德国和捷克。我们只有这一幅,是我们从拍卖行买来的,加拿大有两幅,私人收藏有几幅,最多的在德国。

何慕文:中国:镜花水月的展览非常激动人心。这个展览是在一个富有远见的策展思路指导下完成的。策展人安德鲁?波顿(Andrew
Bolton)希望展现中国对于世界的巨大影响力,他认为西方世界往往对中国存在许多误解。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例子是展览中一条1951年夏奈尔设计的裙子(大都会服装艺术部的收藏)上面有中国的书法,我们亚洲部的策展人读了这些书法后,说这是张旭的狂草,里面讲的是关于腹痛。显然夏奈尔当时全然不知这些文字的涵义。

你们永久性藏品展出的部分占藏品的多少?

吴可佳:当我与徐冰老师交流时,他对于希望学习艺术的年轻人选择专业的建议是应当学习版画或者中国书画,因为这种间接表达方式对于艺术创作的训练。作为知名的汉学家,您认为中国古代书画的训练对于您为人处世的哲学以及对于事业的追求有深远的影响吗?

你们对藏品出处的记录是否都非常详细?

何慕文:举一个例子来说,通常我们的书画展是展出60幅作品,而最近的一次展览我们展出了317幅书画。在每一幅书画旁边展示了作品的放大图片。这样公众就能通过放大的图片细致地了解中国书法的精妙。帮助年轻一代艺术爱好者了解古代艺术的一种方式是不断通过新的出版物、以及创新的作品呈现方式。例如你现在到北京,很多人看到的清明上河图是通过电视频幕的放大版,这样的教育与传播效果非常好,甚至清明上河图的原作都未必能够如此有效。

我们的清代玉器也很不错。圆明园被烧之后,许多古董流落到北京古董商手上,有一位美国收藏家Heber
Bishop就收购了一千多件玉器,1902年全部捐献给了大都会博物馆。他希望能恢复清宫的藏品,当然没有成功。他这一千多件玉器中,没有一件比明代早,因为当时商周汉的玉器还没被挖掘出来呢。十九世纪的收藏家根本就没想到还会有商周的玉器。后来哈佛大学的Grenville
L。
Winthrop收藏到七百多件玉器,都是商周汉三代的,没有宋元明清。何鸿卿爵士
的玉器收藏都去了大英博物馆。去年我们举行了一个玉器展,也出了画册《为玉痴狂》。

另外我个人非常喜爱的展示空间是大都会博物馆二楼的回廊,那里整面墙呈现的都是中国及日本古代瓷器、以及模仿这些风格的欧洲瓷器。今天人们常常说日本和中国模仿西方,而我想讲的是,在18世纪西方是在模仿亚洲的。从历史上而言,这种商贸活动及其所带来的思想上的给予和索取(Give
and Take)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一部分。

何慕文:我们尽量详细记载。过去的藏家是谁,作品的来历,这些都很重要。标示牌上我们至少要有个来处的署名,是谁捐献的,或是是通过什么经费买的。我们的作品的档案也都在网上了。有些资料比较丰富,但许多捐献的东西,之前的来历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还有欠缺的地方。

何慕文:如果你仔细看待这个数据:例如本杰明?奥特曼(Benjamin Altman)
给大都会博物馆捐赠了470件瓷器,或者1879年我们购藏了1400件中国艺术品,这批瓷器的大多数质量并不是很高。我们仅把最好的瓷器向公众进行展出,我的统计是百分之九十的质量最高的艺术品一直是对外展览的。

您的职位叫道格拉斯迪伦东亚艺术部主席,我也见到以他命名的展厅。迪伦先生与中国有特别的渊源吗?

我们(亚洲部)非常幸运,馆藏里有好几幅赵孟頫创作的书画。我希望与他一起来欣赏这些作品,并请教他在创作这些书画时的感受。

何慕文:我们百分之九十的青铜器藏品都展出了,我们好的雕塑藏品也基本上都陈列出来了。书画不能长期陈列,所以,在六百多件可展作品中,我们每次会陈列六十来件,每半年就换一批藏品。现在的书画展览是图示与言传,下一个书画展是溪山无尽,每次都是不同的藏品,策展也是不同的主题。

吴可佳:这一点很有意思。我读过您的《如何读中国画》一书,书中提到的很多作品都在大都会亚洲部的展厅以不同的对话方式呈现。那么从教育的角度而言,您计划如何帮助年轻一代的艺术爱好者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艺术,尤其是中国古代书画呢?

何慕文:我1971年进大都会博物馆工作,当时的亚洲艺术部只有二楼回廊的瓷器和中国早期佛像那两个展厅。现在,亚洲艺术部有五十多个展厅,包括博物馆北翼二楼的整个空间。在此期间,博物馆的三任馆长霍文、蒙特贝罗和现任的坎普尔,以及前任董事会主席迪伦都非常重视亚洲艺术品的收藏。

宋代的山水画很优美,但是没有如此个人化。到了元代,艺术的表达更为个人化。我喜欢的另外一个阶段的绘画是清初,也是有类似的历史背景(满族入侵中原)。无论是石涛、八大山人还是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都通过艺术来表达自身的情感。

何慕文:我们每次办展览都会有一个专题,我们尽量出版画册。有时候我们也不都能如愿以偿,特别是过世还不到七十年的艺术家,家里的子女意见不统一,我们可能得不到出版的版权。如果艺术家还在世,那就比较方便,他们可以签字授权。麻烦就是艺术家已经去世了,即使是收藏家捐赠的作品,出版也需要得到后代的批准。这一点,美国法律比较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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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慕文:迪伦先生曾是董事会主席,但他自己并不收藏亚洲艺术品。1970年博物馆准备一百周年纪念时,他和馆长霍文看到全馆中亚洲部最弱,人员、陈列、藏品都很弱,他就亲自过问亚洲部的发展。迪伦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教授来当顾问,方教授是1971年过来的。以后的四十年中,亚洲艺术部的发展迅速,主要得感谢方教授和迪伦先生的领导。而且,迪伦家族信托每年会捐款收购艺术品,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展厅也是他家捐资的。亚洲部门的绘画藏品中有一百三十多件是迪伦家庭信托帮助购买的。亚洲艺术部也得到其他许多收藏家的大力支持以及捐款人的慷慨解囊,例如顾洛阜、王季迁、唐骝千等等。

吴可佳:2006年您的论著被编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博物馆展望》论文集。十年后的今天,您认为当时构想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博物馆是否已经实现了?您认为中国的美术馆界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何慕文:在书画收藏上,十九世纪的我们基本上没有,二十世纪初年的也很少。例如我们缺少扬州八怪。原因是美国人很少收藏这个时期的作品,王季迁看不起晚清时代的作品,他觉得扬州八怪算不上什么。张大千也是这样的态度,看不起清代晚期的东西。

何慕文:中国的繁荣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不断涌现的新博物馆来体现的,这一方面促进了旅游产业,而更重要的是对公众的文化艺术教育。这批新的博物馆的出现使得一大批艺术品得以向公众展出,包括学生和专家学者等等。我认为这会为艺术的欣赏与研究带来一次文艺复兴(renaissance)。大多数省市级博物馆里展示的是中国的考古发现和古董,是过去的艺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专注于现当代艺术的美术馆。

我们的运气很好,有时候还一举两得呢。例如,顾洛阜收藏的《树色平远图》手卷是郭熙晚年的作品,上有宋徽宗的收藏印,有康熙的收藏章,不得了的作品。此画原来有个缂丝飞鸟走兽纹的包首,精美无比,非常珍贵。当时我们要重新装裱这幅画,也是为了能够保护这个包首,就把两个分开了。这样,两件艺术品可以一起展览,也可以分开来展览,包首作为独立的艺术品展览过多次,例如我们曾与克利夫兰博物馆合作举办了特展锦缎如金:中亚及中国纺织品,展出从北宋开始的中国和中亚的纺织品,这个包首就是主要展品。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

我们最强的当然是书画。大英博物馆书画方面比较弱,因为他们早年不看重书画。他们有一些浙派的作品还不错。当然他们有顾恺之的《女史箴图》,这是最重要的。虽然有争议,但至少可以说是最接近顾恺之的作品吧。

吴可佳:在读到您的《如何读中国画》一书中,我看到关于赵孟頫的章节,也能够感觉到您的这种深厚情感。

我们的收藏原则是争取拿到某个藏家的整个收藏,这是方教授上任后制定的政策,因为我们知道追求个别艺术品是不实际的,我们的大多数藏品都是一批一批进来的,书画、漆器、玉器、服装、纺织品都是这样。我们会想几种办法,有的藏家会捐赠,有的会有出资人来帮助我们承担一部分费用,例如,几年前,我们搞过一个水墨画展,一些参展艺术家愿意把一两件作品送给博物馆。也有出资人愿意从艺术家手中购买一些作品,捐献给博物馆。有时,艺术家和书画商愿意让博物馆收藏,但他们不愿意白送,所以,博物馆可能出一万,出资人出六万,书画商和艺术家七万就卖了,对艺术家来说,也是很光彩的事,对博物馆来说,也出钱买了。几方面合作,就把这个事情搞定了。出资人也很高兴,他们的名字被挂在说明上,这样大家都满意。

跨部门合作:博物馆策展新思路

这篇访谈中记录的,不只是8月与何慕文先生的那次拉杂闲聊,还有前后与他的一些对话以及电子邮件的交流。

我们今年春季的一个展览是关于为葡萄牙、欧洲其他国家和美洲国家所订制的中国瓷器(外销瓷)。这个展览将呈现那些影响中国的西方艺术风格经由中国工匠的诠释后销售到海外。

何慕文:当然。我们曾邀请中国的许多鉴定大家来看画。徐邦达、谢稚柳、杨仁恺、启功都来过。我们有的藏画比较有争议,例如《夏山图》,现在我们标明的是传屈鼎,王季迁认为那是燕文贵的东西,方闻教授的研究给出的意见则不同,因为上面有宋徽宗的印章,宋徽宗不喜欢燕文贵的东西,而且方教授认为此画的风格比燕晚一些,比徐道宁早一些。他俩之间有个屈鼎,他是学燕文贵的。宋徽宗的目录里也有三幅屈鼎的画,都是《夏山图》。方教授觉得如果要挂名字,那还是挂屈鼎最合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件确认的屈鼎的作品。所以,这件也并不是百分之一百确定。从理论上来说,至少是屈鼎时代的。

成立于1870年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目前大都会博物馆的馆藏有近200万件艺术品,涵盖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史。截至2015财年,大都会博物馆的年访问人数为630万。

另外,大英博物馆、法国的集美博物馆都有非常棒的敦煌的东西。而我们只有一件,一幅立轴菩萨。那还是十多年前从拍卖行买来的。我们这幅当时被留在了印度,被私人藏家所得。藏家的后代通过佳士得出售,我们先问了大英博物馆,说有这么件东西,但没有被斯坦因记载过。如果大英想买,我们当然让他们。但他们觉得没必要买,因为他们有更多更好的东西。

吴可佳:我很欣赏您对于跨部门合作的探讨。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也于今年早些时候宣布了跨部门合作的计划。除了Ink
Art(水墨:当代中国的过去即现在),去年的中国:镜花水月展览也深受欢迎,创造了大都会博物馆特展访问量的新高。您近期还有其他与博物馆其他部门合作的展览计划吗?

何慕文:这个展览里选的,都是能讲故事的中国绘画,是有叙事内容的。展览有六十余组十二世纪到当代的作品,分八个展厅,主题有历史、时序、战争、行旅、佛教、儒家、亲情、友情等。

今天人们被各种海量的视觉信息所包围:电视、iPhone、Instagram,我们需要如此能够引发人们停止脚步、进行思考的元素,使年轻的观众通过参与到展览所呈现的对话中,看到当代艺术家在创作时,如何从古代艺术中得到灵感。

何慕文:林语堂1936年定居纽约,住处离大都会博物馆很近,是我们的邻居。林语堂和他太太去世后,他的三个孩子就觉得他的收藏,包括张大千、徐悲鸿以及其他一些书法家的作品,最好捐赠给大都会博物馆。所以,2005年我们接受了捐赠,2007年,就办了展览,展出了他所收藏的四十三件中国近现代书画,其中有徐悲鸿寄赠给林语堂和他的女儿林太乙的画。还有张大千送给林语堂和他女婿的画,里面有好几幅是画食品的,因为他俩都喜欢吃中国菜,但住在纽约,叹息吃不到中国各地的好食材。我们也出了一本画册《连接中西:现代文人林语堂》。这批捐赠的作品中有林语堂手迹,还有许多书信,例如《十七帖》,那是1938到1948年徐悲鸿写的十七封书信,装裱成长卷。

吴可佳:纵观中国的历史长河,哪一个朝代是您最喜爱的?为什么呢?

何慕文

吴可佳:如果资金不是问题,您有机会购藏一件作品,纳入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的永久馆藏,这件作品会是什么呢?

我们在中国书画上的另一次重要的收藏事件,是1973年,我们从王季迁那里购买了二十五幅宋、元绘画,其中一半是迪伦家族信托出资负责的。其中有南宋马远的《高士观瀑图》册页、北宋屈鼎的《夏山图》。1998年,我们又从王季迁的收藏中得到十二幅画作,那是唐骝千先生出资为我们收购的,唐先生也是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会的成员。1999年,方闻教授编辑了《溪岸图
:王季迁家族所藏中国绘画》,其中包括董源的《溪岸图》、王蒙《素庵图》等。

吴可佳:您在大都会博物馆任职逾四十年,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您能够长年专注于这一领域呢?

可能因为大英帝国以前殖民地庞大,从世界各地弄来了许多好东西,那是许多英国博物馆收藏的基础。英国的博物馆大都是公立的,展厅、藏品和职位等很少冠名。美国博物馆没有这样的历史基础,冠名吸引捐赠,是不是很平常的事?

我们(亚洲部)事实上经常从其他部门借展,例如之前和你提到的摄影作品,而博物馆的乐器收藏部、以及兵器收藏部也曾经给我们中国、日本和印度艺术的展览借展。大都会博物馆有十一个艺术品部门均有亚洲艺术的收藏,因此跨部门合作的机会是很多的。

最近,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了溪山无尽:中国传统山水的大展,展品除了馆藏绘画外,还有表现山水主题的瓷器、玉雕、珐琅、服饰、石雕等物品。展品中有古代绘画,如李寅的《高阁观瀑图》、唐棣《摩诘诗意图》、佚名的《四时山水卷》、董其昌的《岩居高士图》等,也有当代作品,如郑重宾的《拓展地带》、李华生的《9616》等。

同样的,对于中国书画、日本书画、韩国书画和印度书画以及漆器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最好的亚洲书画作品均已经被轮流展出过了。

大都会博物馆成立于1870年,现在,亚洲艺术部是博物馆最大的部门之一,它的快速发展是不是这三四十年的事?

何慕文: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我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受到了启发。由此我学习了一门研究南宋书画的课程。当时授课的老师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给我了很多灵感,让我致力于学习中国古代艺术,也促使我渴望认识我老师的老师方闻教授。当我结识方闻教授时,他刚刚开始给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担任顾问,并寻找一位能够全职为他工作的下属。他问我是否有兴趣。我说:我不想给大都会博物馆工作,因为展厅里没有中国古代书画,只有中国瓷器。后来我被一位藏家朋友所说服。最终我很高兴做出了这一正确的选择。

郑重与何慕文

何慕文:我那时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大学毕业生,不知道拿一个艺术史的本科学位怎么办,所以就在一个朋友的农场里工作。在夏天,我驱车(到普林斯顿大学)拜访方闻教授,试图与他见面,也回到最初带给我灵感的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那里策展部的员工对我十分热情,我也有机会见到博物馆的馆长。然后我想:我愿意到博物馆工作。当我给方闻教授写信时,提到了这件事情,尽管不知道他当时正准备给大都会博物馆工作。

何慕文:我们的书画,因为很多是张大千、王季迁等中国收藏大家的藏品不是外国人收藏的,而是很了不起的中国收藏家收藏的所以具有鲜明的文人特点,可以代表中国文人书画的传统,这是西方其他的博物馆不能与我们相比的。例如文徵明的作品我们有三幅画、一幅字,这在在美国博物馆中,是很了不起了。上海有七八十件,我们当然不能比。

而所有这一系列决定的初衷是我来到了一家博物馆,发现了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文化。所以我非常相信博物馆是人们灵感的源泉,不仅使人们更加熟悉艺术品,也会改变他们的生活。

何慕文:国内的有钱藏家太多,我们竞争不过,所以现在新出来的许多东西我们都买不起。有钱的人很多,有能力的人就不一定多。造一个博物馆很容易,管理一个博物馆就是另一回事了。国内的私人博物馆越来越多,但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管理好这些文物?所以,我希望国内藏家不只是收藏文物,也要培养专家。

这种强调中国的历史遗产中文化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当代的文化身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与中国的博物馆有着越来越多的合作。我们曾经把藏品借展给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这些合作将会日益紧密。

能否再请您介绍下言传与图示中有趣的展品?

在大都会博物馆,我们的欧洲艺术展厅刚刚完成了永久馆藏的全新布展,这在未来五十年都可能不会有变化;而在亚洲艺术部,我们每六个月就会重新布展。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我们能够以不同的研究视角来呈现中国艺术品,并加以深入剖析。比如我们做过一个中国现代画家谢稚柳的作品展,其中包含逾百件作品,展览通过系统的学术研究,向公众呈现了谢稚柳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我们希望能够为其他艺术大师策划类似的展览:不是仅仅展示一幅文徵明的作品,而是一批文徵明的作品。他去世的时候是89岁高龄,作为艺术家的职业生涯为60年。我们希望展览的作品能够代表他艺术生涯每一个十年的重要风格,这样公众才能够了解他创作的演变过程,以及对于不同创作风格的探索。

编辑:江兵

而我们目前也将馆藏的所有艺术品信息,包括高清晰的作品图片以及作品介绍都放在了大都会博物馆的网站上。此外,教师和学生经常会申请到亚洲部库房里研习艺术品。在过去十年中,我们接待了近600次以教学为目的的库房参观,包括集体授课以及独立的研究等。这些需求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他们研习了近6000件亚洲艺术品。

在中国古代书画上,大都会博物馆是否还有些缺项呢?

而我们亚洲部的工作是帮助公众思考文化以及艺术创作的过程。所有艺术家都是一样的,他们获取所需的,并把其他的留在身后。比方说布莱斯?马登(Brice
Marden)不会读中国书法、也不懂得欣赏中国书法,但是他会用线条来进行非象形创作。中国:镜花水月展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有点像西方艺术家从中国艺术中获取灵感,把其他(对他们而言不重要)的留在身后这样的创作方法。

宋 缂丝飞鸟走兽纹包首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

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书法绘画收藏是如何开始的?

何慕文:你知道我们一幅郭熙的画作上面有赵孟頫的题跋,我们还有《双松平远图》(赵孟頫)和《古树平远图》(郭熙)。对我而言,赵孟頫在这幅画的创作上受郭熙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他在创作上又带来新的改变。他是富有创新的艺术家,不仅仅模仿前人的创作,而与过去的联系又是十分清晰的。

收藏文物,我们希望有精品,能够代表艺术家的最高成就。但是我们的收藏范围还是比较宽松的,我们也收藏艺术家二三流的作品,因为能够比较全面反映历史状况。例如林语堂后代捐赠给博物馆的收藏,其中徐悲鸿、张大千的画可能不是他们最好的作品,但很有历史意义。

编辑:隋萌

再如,元王振鹏的《维摩不二图》手卷,是一张草稿。后面有王振鹏的很长一段题跋,他的小楷与赵孟頫的非常相似。北京故宫有一幅画与这幅很接近,他们从前把它当成李公麟的画,我们这幅出来之后,题跋上写得很清楚:臣王振鹏特奉仁宗皇帝潜邸圣旨,临金马云(微博)卿画《维摩不二图》草本。所以,这幅画是临金朝的马云卿的。马云卿学习李公麟的画法,有这么个关系。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和这幅有一样的构图和内容。这幅画是一个草稿,要等到皇帝审阅批准之后,再用彩色画。最后的彩色的成稿没有流传下来,但这个草稿就很有意思。

何慕文: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中国古代艺术最打动我的是它是非常私人的(personal),一个艺术家也许在画山水、树木、岩石、花草,但是笔墨的接触和影响是非常直接的,而艺术家也常常在画上题诗或评论,因此会让人感觉到与艺术家的近距离接触。我觉得有许多几百年前过世的好友,我们之间的思想和趣味是相近的。

元 王振鹏 维摩不二图 卷

何慕文:我从南宋艺术开始学习,宋代山水画是非常打动人的,也十分重要。但是元代的绘画更加个人化(personal),许多艺术家由于蒙古入侵中原被迫背离原有的事业发展轨迹而归隐,因此在艺术上更加注重自我表达。

国内现在有许多新的博物馆,许多新的收藏家。您怎么看?

我们的展厅是全球在亚洲以外最大的亚洲艺术展厅。例如我们的中国书画展厅几乎与台北故宫的面积是一样的。尽管我们的中国书画馆藏尚不及台北故宫,但是我们有机会展示不同时期的作品,通过轮流展览,我们不仅按照编年史顺序展示宋元明清的作品,而是每一次能够选择不同的主题进行专题展览。这是十分重要的,就意味着我们能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中展示同一件艺术品,使得观众能够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一件作品。

何慕文:可以这么说吧。美国和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美国博物馆大多数都是私立的,都是靠捐赠、门票收入。我们每年的预算是三亿六千万美元,其中只有一千两百万来自市政府。我们的馆藏主要得益于收藏家的捐赠,或是捐款者帮助收购。

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是博物馆最大的部门之一,也拥有全球亚洲地区以外最大的亚洲艺术收藏以及展厅面积。迄今为止亚洲部艺术品收藏总量为六万件,其中13700件为中国艺术品。

展览时,我们从兵器部门借来和这位士兵有关的宝剑、马鞍等物件。又从印刷品部借来一批版画,这些版画是乾隆请郎世宁等人绘画、后来送往巴黎路易十五的皇家作坊里定做的,描述的是乾隆1755至1759年间平定西北边陲的战役,乾隆很欣赏西方的画法。这三个部门的东西放在一起,非常有意思。

我们目前所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通过一系列小规模的布展,使一些重要的艺术品从一个展览的上下文中,进入到另一个展览的上下文,令观众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式解读一件艺术品。

是否每次展览都会出版一本画册?

他当时看到这个年轻人,对中国古代艺术感兴趣、计划去欧洲博物馆研习中国艺术品、并计划来到台湾,学习中文,也对我产生了兴趣。当我们初次见面时,我没有料到日后他会给我一份工作,当然他也没有想到日后会让我为他工作,但是后来这些都发生了。

另一幅曾经有过很大争议的是《溪岸图》。许多专家都写过文章,上面有张大千的印章,曾在张大千手上许多年,后来他卖给了王季迁,有人看了害怕,觉得可能是张大千做假的东西。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不敢百分之百确定,现在的馆藏目录上标明的是传董源。

吴可佳:追溯当年,您是如何决定学习中文,并把研究中国古代书画作为毕生的追求呢?

我听说过林语堂的私人收藏都在你们这儿,能请您详细说说吗?

三年以前,中国国家文化部告诉我们,大都会博物馆与中国的博物馆在展览方面的合作是全球所有博物馆里最多的。从八十年代到今天,我们有18个重量级展览的展品均来自于中国博物馆的借展。随着中国国内博物馆数量的增加,这样的文化交流将会更加频繁。

你们是不是经常与中国的博物馆合作办展?

何慕文:宋元的书画还是非常稀有并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们有几幅倪瓒、吴镇和王蒙的作品,没有黄公望的作品。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够将一幅黄公望的作品纳入馆藏。这样元四家就能够在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聚齐了。

和其他重要博物馆例如大英博物馆、克利夫兰博物馆、弗里尔博物馆的收藏相比,大都会博物馆的书画收藏有什么特色?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够与他彻夜长谈,讨论做出这个选择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因为你一旦做出了(这个)选择,你就不能回头了。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书法家,在绘画上也尝试了不同的风格,从郭熙到董源等等。如果你仔细研究他的作品,是非常个人化的,富有诗意,也有一点哀伤和孤独,你会感觉到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并在艺术创作中找到了一个避风港。

可惜,这个展览开始之时,我们已经离开纽约回了伦敦。幸亏大都会博物馆网站信息丰富,展览的许多作品及详细说明在网上都能清晰得见。今年8月初,我和哥哥陪父亲郑重先生在大都会博物馆与其东方艺术部主席何慕文先生会面,听他聊起大都会博物馆的许多收藏轶事,并与他一起看了东方艺术部的许多展厅,包括中庭花园。当时大都会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特展是图示与言传:说故事的中国画,此展与波士顿美术馆的抱残守缺:中国八破图、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的中国书法展三足鼎立,也是我们今夏在美国所享受到的中华艺术之美。

当你打开这个手卷,会看到题跋,例如元朝有位画家叫方从义(方方壶),他是一个道学家,在1360年,即元朝末年完成了这件作品,而题跋是吴湖帆作的。吴湖帆是王季迁的老师,他提到王季迁把这幅画带给他。在王季迁把这幅画展现给他看的那一年,是我出生的那年。之后我又师从王季迁。通过这个手卷,我感觉与方从义(方方壶)以及之后数百年研究这幅手卷的学者发生了联系。而你在油画中是无法实现这种联系的。

您讲到成批收藏到的藏品,能不能举个例子?

另外就是通过把现当代艺术呈现到古代艺术旁边(来帮助公众了解古代艺术)。我策划的Ink
Art(水墨:当代中国的过去即现在)就是特意将当代艺术展示在古典艺术的展厅里,让观众眼前一亮。目前我们也在日本艺术的展厅里采取同样的布展策略。我们有一个名和晃平(Kohei
Nawa)的鹿的雕塑,上面布满了水晶球,如果你来到日本艺术展厅,在鹿的后面有一幅奈良春日神社(Kasuga
shrine)的绘画(春日鹿曼荼羅),表达的是:鹿是神灵的使者。画中鹿背上有一个球体,中间是一个神灵。这两件艺术品相互呼应,这样观众就能够充分理解当代艺术家在创作时从14世纪古代艺术中所获取的灵感。

林家的收藏虽然不是张大千、徐悲鸿最重要的作品,但很有历史价值。而且,徐悲鸿的画二战时就在这里展出过,与大都会有历史渊源。

安德鲁(Andrew)知道一些关于中国的情况,当然他最了解的是时装。他将古典与现代受中国影响的时装组织在一起,呈现在展览中。他知道西方时装设计师往往不太了解中国,但是这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主要是从中国文化中得到灵感,实现其时装设计的远景。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时装设计师可能对亚洲文化对其的影响有所扩大或有一定程度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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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历史阶段的艺术我觉得最引人入胜的。

古代书画的收藏难免会引起真伪的争议,你们的藏品是不是也是这样?

此外,还有一些对于光线非常敏感的艺术品,例如织物。我们有七千件纺织类的艺术品,其中四千件是织物艺术的小样,不足以对外展览,却是良好的学术研究对象。因此真正能够展出的织物艺术品已经全部被展览过了。

后来,顾洛阜、王季迁等大收藏家的藏品都来到大都会博物馆,能请您具体谈谈吗?

吴可佳:贵部门有三万五千件藏品,数量是庞大的,而我们往往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您计划如何通过富有创意的方式令公众看到更多的馆藏呢?

何慕文:我们藏有中国古代书画大约两千多件,但有资格被陈列的只有六百多件。很多早年进入博物馆的书画我们现在认为靠不住,里面有不少伪作,只能当教材,不能被陈列出来。

将一件这样的作品拿在手中,与数百年间这些学者一样看到这幅作品,是一种非常令人谦逊的、特殊的体验。这对我而言,是中国古代艺术为我所带来的与过去发生的、非常个人的联系。

清末民初时,大都会博物馆曾委托一位叫福开森的传教士在中国帮着收购字画。1913年,他曾卖给我们一百九十三件作品。他自己不懂画,肯定被北京的古董商骗了,所以,他卖给我们的东西基本上都有问题。他很得意地告诉博物馆他收藏到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谁都有了,这当然不可能。所以,这批东西基本上被认为是伪作。现在,我们把这些画当成教材,是我们学习辨伪的资料。博物馆收藏伪作是常事,上海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也有假画。高其佩说艺术品有十个等级,神品、精品等等,最后一等是送给皇帝的。垃圾就是送给皇帝的。所有的博物馆都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在学习。现在大家都有档案照片,有互联网,比较起来就方便多了。

何慕文:八大和石涛都是精彩的选择,但是我非常希望能够与赵孟頫会面。他是宋室后代,但是决定出仕元朝,辅佐元世祖忽必烈。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当时许多人批评他为失节。但是我并不这么看,我认为他当时非常希望能够做出改变,并改善汉人在新朝的生存环境。他其实为此做出了许多牺牲,而你也会从他的艺术创作中感受到这一点,他的艺术作品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表达。

何慕文:东方艺术部的书画展厅刚刚建成时,我们根本就没那么多可供展览的藏品。但当时住在大都会博物馆附近的收藏家顾洛阜特别高兴,他说:终于有一个足够大的空间能够展示我的个人收藏了。他后来将个人收藏,总共二百二十七件书画作品,全部捐赠给了博物馆。顾洛阜的藏品主要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收集的,当时,张大千正要搬家去巴西,还要在那里建造花园,所以,张就出售藏品来筹集旅费资金。张大千做假画太出名了,石涛、八大,他都做过假。因为他自己藏有真迹,所以,他作假非常容易,假的印章和真的一模一样。张大千的这个名声导致许多美国的博物馆都不敢从他那里买画。所以,顾洛阜就有机会收购了大量张大千的藏品。后来证明,其中虽然有些伪作,但有三十多件确实是十一到十四世纪的真迹,都是世界第一流的。而且,顾洛阜不仅仅收藏绘画,他也欣赏书法,他的藏品中还有米芾、黄庭坚、赵孟頫等人的作品,其中米芾的《草书吴江舟中诗》就是最好的长卷之一。

中国:镜花水月展是一次非常特别的跨部门合作,我们希望它在亚洲部的展厅里呈现,因为这样就能够使时装与中国艺术发生对话。比如展览中有一件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的外套,如果你端详它的图案,是来自于东周时期青铜器的图案。这对我而言,进行这样的比较与对话是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

何慕文:我们办展览经常与其他博物馆合作。例如,前几年我们办了个王翚书画展,因为方教授很看重四王,所以,大都会和普林斯顿都收藏了不少他的作品。展览中大多数是本馆藏品,但也从台北、北京、东京各地借了一些展品。这次展览的画册是《山水清晖:王翚艺术展》。再如我们最近撤展的秦汉文明展,其中一百六十多件展品来自中国的三十多家博物馆。

二战开始时,徐悲鸿请林语堂协助他在美国举办一个中国当代画展,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一封信还特别提到大都会博物馆当时的中国艺术部主任Alan
Priest。日本轰炸珍珠港时,徐悲鸿正在新加坡,打算上船来美国,但第二天就发生了珍珠港事件,他没法过来。所以,大都会的展览到1943年才办成,其中展出了徐悲鸿的三幅作品。

有趣的展品很多。例如,一幅元李尧夫的《芦叶达摩图》,在中国没有他的记载,只有日本有,这幅画可能在他搬到日本时就带去了。

这个展览中,你也能看到我前面说的从福开森那里买来的不太可靠的东西。其中有一幅《归去来辞》手卷,1913年,福开森把这幅画卖给博物馆,大家都把它当成钱选的画。后来我们从王季迁那里买来另一幅钱选的作品,品质有相当的差别。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件当作临本,标签上写仿钱选。什么时候临的,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就给了元、明两个时间段。不过,这个临本还不错,也很有内容。后面有鲜于枢的《归去来辞》,但可能是后人配上去的。

五代 传董元 溪岸图 轴

上博六十周年纪念时,举办了很轰动的美国藏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展,从美国借了六十件唐宋元的书画,其中二十九件是我们大都会的。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都借过我们不少的作品。从1980年开始,我们已经有十八次这样的合作机会。

何慕文:从馆藏来说,青铜器和陶瓷我们没法与大英博物馆比。但我们的漆器不错,有一对叫Florence
and Hebert Irving
的夫妇把他们的藏品捐献给我们,共有一百多件,1991年,我们办了展览,屈志仁也编辑出版了画册《东亚漆器》。

清 佚名 乾隆头等侍卫占音保像 轴

北宋 郭熙 树色平远图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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